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传播的目的就在于稳定、密切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协调行动，减少磨擦，维持和发展组织的生命力，疏通组织内外渠道，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一般认为，组织传播是组织为达成适应内外环境的目标而进行的讯息传递与理解的互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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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戈德哈伯认为：

定义特点：虽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曾为组织传播下过许多不同的定义，但统合起来可以下列几个共同点：（1） 组织传播产生在一复杂开放的系统中，此一系统与其所处之环境会互相影响；（2）组织传播涉及讯息传递的流程、方向、目的与使用之媒介。

组织传播牵涉到人的态度、感情、关系与技巧。传播者以组织或团体的名义讲话；信息大多是指令性、教导性和劝服性的内容；具体活动是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传播活动有一定的规模。

组织传播包含两方面，一是组织内传播，一是组织外传播。

组织传播可以沟通、疏导组织内部上下之间、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发展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它是：　　
“组织活力的源泉”　　
“组织关系的粘合剂”　
“组织功能的润滑油”　　
“组织机体的防腐剂”

1、传播必须凭借组织自身的系统进行。
2、组织传播是以组织系统自身固有的强制力为保证的，从传播内容到传者和受传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什么自由可言，
3、组织传播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包括个别的和同时面向许多人的，当面的和通过电话、广播等技术手段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复制的。
4、组织传播的走向可分为纵向和横向，纵向传播包括下行传播，如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指示，以及上行传播，如上级向下级或群众收集情况或者下级或群众向上级反映意见。

横向传播是指组织内部的个人与个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因组织需要按组织程序所进行的传播。显然，组织传播的纵向横向、上行下行之分，是由于组织系统的运行自身就存在不同方向，组织传播是以组织系统的运行为基础的。 

《团体传播和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都是一定的组织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但是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其区别并不在于组织与传播者的关系，而在于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

一、传播对象是特定还是不特定
大众传媒的受传者称“受众”，是不特定的人群。而组织传播的受传者总是特定的。多数组织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固有的，大至组织的全体成员，小至组织内的有特定身份的部分人群或个别人。

二、受传者接受信息是强制还是自由
组织传播活动总是凭借组织的自身的系统进行,信息传播通道与组织系统是同一的,传播的动力来自组织本身具有的强制力。在组织传播中，受传者必须接受组织传来的信息，而不允许对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这些信息或不接受那些信息作自由选择。这里说的强制力，既是指显性示现的组织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也包括隐性存在的组织的权威性和传统习惯的影响，至于在大众传播中，受众则可以自己决定是接受大众传媒的信息还是不接受或者接受这些而不接受那些。受传者是在自由状态下还是在受到不同程度强制的状态下选择和接受信息正是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的一个根本区别。

三、传播走向是双向还是单向
大众传播的信息走向是单向的、发散的，传播者只是通过媒介同受众发生间接联系,受众一般无法直接即时提问或发表异议,接受自由反馈也自由,有时没有反馈是因为根本没有接受，有时接受了也不一定有反馈，传播者难以得到受众的及时的完整的反馈,除非主动进行系统的调查。
而组织传播则可以也应该是双向的,这是以组织传播固有的双向通道为基础的。

四、组织本位还是受众本位
在组织传播中，遵循的应是组织本位。组织是组织传播的组织者和主体。组织掌握着传播的主动权。由于组织传播固有的强制性，不需要考虑传播内容是否符合受传者的需要。而在大众传播中，由于受众是在自由状态下接受信息的，受众并不承担非接受大众传播不可的义务,接受的主动权在受众手中，所以必须把受众需要放在中心的位置。组织传播可以进行指挥命令和灌输，大众传播就必须善于作舆论引导。

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的渗透，提倡新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也许正是实现了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根本性质和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组织传播功能的巧妙的结合。

彼得•F•德鲁克

彼得•F•德鲁克曾评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必须了解组织，就如他们的先辈必须学习耕作一样”。什么是组织呢？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为》第三版导言中将组织定义为“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传播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西蒙的定义特别强调了“信息传播”对于组织的意义，从而揭开了组织传播研究的核心内涵。在美国，组织传播几乎涵盖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方方面面。它所探讨的课题包括组织的结构和概念、人际关系，交流、组织过程和组织文化等等。2003年美国的《研究与发展》报告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传播的研究感兴趣，是因为传播在组织成功中的重要性。组织中交流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工作满意度和动机。而且，传播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组织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然而，传播学逐步成为显学，中国的组织传播研究仍然处于低迷阶段。以传播学经典的四大分支学科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和维普期刊网，可以发现，组织传播的研究文献远远少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回顾中国20多年组织传播的研究历程，我们大致经历了引进、形成和初步发展等三个不同阶段。

1988年至1999年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引进期。以林瑞基在《深圳大学学报》发表的《组织传播及其效果》（1988）为标志，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了“组织传播”这一研究概念。在这之前，组织传播仅在中国台湾地区传播学界产生影响。第一本组织传播著作是林瑞基于1991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组织传播》。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就很少看到林瑞基组织传播的研究文献发表。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彭凤仪的《论组织与组织传播》(1996)、魏永征的《关于组织传播》(1997)等。与西方发展脉络相似的是，中国最早关注组织传播的并非传播学界的专家，而是管理学科、新闻学科的学者，他们发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学科介绍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转述，阐述了组织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此时的组织传播研究尚处于学术启蒙阶段。

2000年至2004年为中国组织传播的初步形成期。这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凯瑟琳•米勒的《组织传播》（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200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教军章与刘双合著的《组织传播》（2000），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张国才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务》（2002），这些著作的出版对组织传播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主要有：《组织传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黄孝俊，2001），《组织传播中的“事件驱动”开发》（舒咏平，2003），《论组织传播的意义》（顾孝华，2003），《组织传播学的界定及其意义》（胡河宁，2004）和《组织传播学的发展状况与体系构建》（胡河宁，2004），《诚信：组织管理与传播的伦理智慧》（胡河宁，2004），《组织传播两岸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胡河宁，2004）等等。

这个阶段除了文献发表数量上升之外，还表现在学者们的研究旨趣大多集中在对“组织传播”学术领域的界定、研究模式的探究、研究意义的深入思考、学科体系模式构建方面。学者们基本摆脱了早期对国外组织传播研究成果的简单转述，期望通过界定组织传播与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和组织行为学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厘清组织传播在我国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实现组织传播研究领域的一种突破。

中国组织传播的初步发展期。这期间论文发表数量增长趋势明显，共有35篇文献。这些论文试图在强调本土化意识的同时，也开始考虑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及体现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如胡河宁的《组织意象图式中的组织传播隐喻》（2005）和《组织传播符号的伦理意蕴》（2006），从哲学、符号学视角出发，运用文化阐释的研究范式，诠释组织中隐喻和符号对组织经验的共享与意义建构，透过对组织传播本质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传播对于组织的不可或缺性。《组织传播研究的方法与视角》（2007）和《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2007）这两篇文章则通过对组织传播国内发展的深度思考，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组织传播研究的建议。曾耀农、肖乃涛的《组织传播的审美特征》（2006）、刘京林的《论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兼介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2007）等论文，通过言说分析的研究方法，为组织传播注入了活力。

这阶段的著作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组织传播》（胡河宁，2006），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生使用的组织传播教材，作者在构建组织传播理论新体系的途径中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的《组织传播论》（顾孝华，2007），探讨了组织传播的若干理论问题，回顾了组织传播思想的演变过程，重点讨论了组织内部的下行、上行和非正式传播的特点。

组织传播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因此，2005年之后应用型论文的大幅增长亦是此种趋势的有力佐证。一些学者从技术层面入手，探讨新科技影响下的组织传播建设。如顾伟泉的《网络环境下高校组织传播系统的构建》（2005）、《基于网络推拉技术模式的图书馆组织传播系统》（2005），程士安课题组的《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的新特征》（2007），王晨的《组织传播的新媒介技术运行分析》（2006）等都是结合了最新的数字科技，研究技术构建对组织传播的影响和促进。

在研究对象方面，不少文献将组织传播研究放到了具体的组织中，通过对各类社会组织传播行为实践活动的诠释，表现出组织传播的研究有了更多的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如刘海波、陈晓霞的《试论学校教育的组织传播属性》（2006）、涂刚的《组织传播与班级管理》（2006）、周云倩的《组织传播视阈下的企业内刊现象》（2007）等等。复旦大学的谢静在《今传媒》杂志连续发表了《组织的决策过程与信息的传播和解释》（2007）、《组织传播与危机的预防和应对》（2007）等四篇文献，刘京林发表了《开放系统、负熵与界限沟通者》（2006）等论文，都是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解读，探讨在组织管理中信息沟通与传递、决策制定与修正等组织信息传播方式、方法、途径等，这些应用性研究文献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更加贴近了鲜活的组织传播实际。

通过对组织传播研究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随着各类组织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影响日益深刻，学者们对组织传播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作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探索的一个特殊领域，组织传播理论经历了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等不同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信息社会的传播人范式阶段。组织传播也越来越为我国学者们所认识和关注，其学科发展脉络已渐然成形。然而，从总体上说，组织传播研究在中国仍然处于落后与徘徊状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组织传播研究还缺少能够致力于组织传播研究的专业力量，研究者普遍受到非专业背景与多学科知识结构等问题的困扰，学科建设目前还存在的许多空白导致众多理论问题模糊不清。与西方国家的组织传播研究相比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组织传播研究仍然是块有待耕耘的处女地，发展之途任重而道远。

展望未来，中国组织传播研究不仅需要量的增长，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中国经验、创建本土意识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组织传播研究在与实践结合中长足发展。值得庆贺的是，《今传媒》杂志率先在中国国内期刊界开辟了“组织传播研究”专栏，展现了杂志主办者的务实远见和学术敏感，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杂志关心组织传播领域的研究，也期待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组织传播的研究行列。

[1]青少年营在线：http://www.qsng.cn/html/bkjzx/dzcbView/2006112185275.html

[2]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http://cjr.zjol.com.cn/05cjr/system/2006/12/21/0080621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