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国际传播仅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

一般认为，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国际传播具有以下特征：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主权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世贸组织等;地区性的联盟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跨国组织，如国际奥委会等。

但是，关于国际传播各个构成因素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 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 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

目前中国国际传播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比较多的依靠大众传播手段，人际传播用的不多；国际传播内容陈旧，而且存在着“官办的尴尬”等。这也许与仅仅将国际传播的主体限定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因而掣肘了国际传播的规划、实践和研究视野有很大的关系。

整体上看，学者们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或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利用信息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实施其国际战略” 。

第二类是多元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调查和研究个人、群体、政府（利用）技术（如何）传递价值观、观念、意见和信息的领域，是一个关于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间促进或阻止信息交流的机构组织的研究领域”。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指个人、团体、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信息及数据”。

第三类是无主体表述

这类界定侧重于对国际传播现象的描述。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 。中国于1992年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国际传播的界定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尤指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传播活动。可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式进行，但以大众传播为主”。国内不少学者因袭这一说法。

应当说，以上界定，特别是前两种界定中关于国际传播主体的描述——无论是国家主体说还是多元主体说，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国际传播某一发展阶段内在特征的反映。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国际传播主体，二者均缺乏历史的、动态的考察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各国政府不但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中专门用于对外传播的部分）向外传播信息，还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的职责，即大众传播中所谓“把关人”的职责。它决定本国是否加入和如何加入国际传播过程，采取什么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怎样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系统，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是否与国际网络端口连接、开放本国的信息市场等等；它还要代表国家就国际传播中涉及到的相互关系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并代表国家在国际性的公约组织中发表意见，体现国家的意志。而这些都是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难以做到的。当然，即便是在传统媒体时期，也有通过海底电缆或国际通信卫星进行私人传播的情形，比如跨国公司为了使公司本部与国外制造厂或销售点取得联系，租用卫星转发器；一些国家的使馆也通过卫星与其祖国保持联系。但这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传播行为，相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它们只是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导传播过程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就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在此传播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

1980年以前，国际传播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产生影响。随着跨国媒体的介入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国际传播的穿透力、扩散力和整体效力越来越大，其影响范围和力度在不断加大。

1.国家传播不仅是国家政治的工具，而且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由于国际传播经常服务于政治，毋庸置疑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中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工具或中介，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跨国商业性媒体，凭借其雄厚的资金、高新的技术及强大的实力，在国际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为维护提升自身地位，并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跨国商业性媒体已深入国家乃至国际间的政治生活，成为国内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政治决策过程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国际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其中的例子屡见不鲜。

1998年，克林顿的中国之行。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传媒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这种态度甚至牵制了当时克林顿政府与我国改善关系的步伐。克林顿访华期间，媒体贯穿始终的关于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西藏、天安门事件等的报道让克林顿感到了压力。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克林顿总统在中国走下空军1号飞机时将带着沉重的行李。从6月25日到达至7月3日离开这一期间，克林顿的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仔细的审视，因为他是1989年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2.国家传播既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又直接为国际财团服务形成经济垄断

人类社会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电子信息时代。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媒体不仅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而且在全球化过程中位居核心的角色。“在传播科技的驱动下，媒体产品跨越了国界，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家庭之中；而这种外来的媒体讯息影响了本地媒体产品的生产、需求和消费。此外，媒体也是商业广告的发动机，而商业广告则带动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跨国商业性媒体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搜集、制作和传递信息的机构。近年来，媒体持续不断的集团化、规模化、跨行业化的合并浪潮，促成了超大型跨国信息产业集团的形成。2000年1月，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公司合并，形成了一个集网络通讯技术、新闻信息网站、杂志书籍出版、全球电视网络和音像娱乐为一体的超级媒体集团。这样的超大型集团不仅垄断了世界信息、文化娱乐市场，在国际传播领域居于霸主地位，而且还掌握了尖端的通信技术，拥有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国、一地区甚至世界的经济状况。

国际信息网络已不仅是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关系密切。未来社会的经济活动将主要在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中进行，个别发达国家因拥有全球大部分媒体硬件，正在掠取其中的高额增值。90年代，国际网络增值服务市场已有80%被美国公司掠走。没有限制的国际间信息和传播的自由流动，不仅正在并将继续使他们获得巨额的利润，而且直接造成世界经济的寡头垄断。美国就曾称，将“通过覆盖全球的网络来控制世界上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控制财富和国家安全的源泉信息，利用可以操作的途径来控制世界”。

3.国际传播在总体上促进各民族文化在撞击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汇集，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信仰、价值观、世界观、行为规范、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传播范围的无国界化，建立在新传播技术的国际传播，由于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已成为各国各民族互为传受主体的文化行为，并大大推动了全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然，文化之间的融合不是对等的，一般来说，先进、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对于落后、文明程度较低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同化作用。例如，中国古代的文化就对日本、朝鲜文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中国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同化。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以他们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中被传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对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了激烈的撞击，并不同程度地使各地民族文化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可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认同过程，它其中包含了各国各民族不至于被世界孤立所需遵循的共同的价值导向。不过，不能忽视的是，文化还具有一种“不可交流的”的对抗性，这也就是当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时必然出现冲突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尽管各民族文化表层如衣食住行可以像寒暑表一样易于变化，但深层结构如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不仅变化缓慢，甚至抗拒改变。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可以使文化表层变得越来越相通、越来越接近，但文化的深层结构却相对稳定。犹如中国的城市可以建得像纽约，但却永远不是纽约。东西方人可以着同样的服饰，但内质的区别却无法消泯。文化上的障碍，正是跨国商业性媒体对其传播产品进行对象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