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通信技术与社会讲座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和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荣誉教授，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都市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卡斯特尔教授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1964年毕业于梭尔邦大学（Sorbonne）经济法律系。1967年在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在梭尔邦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巴黎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任教。1979年，出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2003年起任现职。他同时还是多个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

卡斯特尔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信息化和都市化研究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迄今已出版20多部著作，发表100多篇论文。其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市问题》曾被译成10多种语言，成为国际上都市研究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对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田野调查而做的有关都市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的比较研究，不仅使他获得了1983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而且还被学界誉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1998年，卡斯特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the 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以及马德里地方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2000年因其对"加泰窿工人商业团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国际五一奖章。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西班牙人，1942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青少年时期聪敏过人，踌躇满志，政治态度非常积极。在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期间，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政权的社会运动中。

因为这种原因他曾被放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后来他流亡到巴黎，于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

1967年，他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继而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助理教授。1968年的"五月风暴"，年轻气盛的卡斯特尔再度卷入运动之中。这次他再度被放逐，只得转赴加拿大。1969-1970年，卡斯特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

1970年卡斯特尔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之盛情聘请，卡斯特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的社会学教授。

此外，卡斯特尔还曾客座讲学和学术访问过马德里、蒙特利尔、哥本哈根、威斯康星、波士顿、南加州、香港、新加坡、台湾、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东京、巴塞罗那、日内瓦、墨西哥、智利等地的著名大学，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人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他还获得过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罗伯和海伦?林德奖以及马德里地区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

　　卡斯特尔勤奋刻苦，在学术领域耕耘不止，即使在重病之中也不放弃学术研究。他发表过许多论著，仅著作就达20多部。

主要的著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区域化过程》（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着，1994）、《地区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着，1996），以及《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即《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网络社会》等等。

The influential and monumental Information Age trilogy:

Castells, Manuel (1996, second edition,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ISBN 978-0631221401. 
Castells, Manuel (1997), second edition, 2004). The Power of Identi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ISBN 978-1405107136. 
Castells, Manuel (1998, second edition, 2000).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I.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ISBN 978-0631221395.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Original publication in French, 1972)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1978)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merican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80)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 Regional Process. Oxford, UK;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89)

最近新书

 "The Internet Galax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hich has now been translated in 16 language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Finnish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th Pekka Himanen), translated in 7 languages;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4, editor and co-author);

"Globalizacion, Desarrollo y Democracia: Chile en el Contexto Mundial" (Santiago: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 2005);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6) (co-authored), translated in 4 languages;

"La Transicion a la Sociedad red." (Barcelona: Ariel, 2007, co-authored);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是西方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之一。卡斯泰尔斯对列斐伏尔城市思想的批评，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建立了参照。1979年以来（至今），卡斯泰尔斯一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城市与地区规划学院任教。其涉及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三部主要著作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法文版，1977年英文版）、《城市、阶级和权力》（1978年英文版）和《城市与民众》（1983年英文版）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是卡斯特尔参与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城市社会学著作之一”。（Mckeown，1987，95）卡斯特尔也承认当时主要“采用马克思学说，特别是采用法国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Althusser）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来认识城市现象。”（Castells，1979，ix）

    卡斯特尔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主题涉及对芝加哥学派的批判、“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尔对城市学领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芝加哥学派给予尖锐批判，提出应当建立城市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对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试图建立新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与进程，其主要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的城市物品和服务，即“集体消费”，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集体消费”的不足将导致国家和城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冲突，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能够带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60-70年代结构主义对认识论产生的强大冲击，引起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性关系的激烈争论，大大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化；卡斯泰尔斯将结构主义引入城市研究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成为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卡斯泰尔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年法文版，1977年英文版）对现有城市理论提出了批判，并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替代。卡斯泰尔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一书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引入城市社会学，“确实有助于在城市科学领域中发起革命，创造了一种知识环境使城市社会学每一种理论阐述都隐含涉及马克思的‘幽灵’”。（Flanagan，1993，86）          

    但从70年代中期以后，卡斯泰尔斯逐步从马克思主义立场退却，在1975年《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英文版前言中，他指出几年来自己的研究概念有所修正，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研究城市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正持续不断涌现的所有理论问题，它不是一种先验图式，而是一种理论观点。这意味着人们要致力于不断地发展它，提出新的概念，纠正已被证明不正确的定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工具而不是反复地奉为教条。”（Castells，1979，ix）在《城市与民众》(1983)中，卡斯泰尔斯基本上放弃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功能主义化，过于强调城市是一种资本逻辑的产物。他的研究重点放到不同城市社会运动个案研究，包括从1917年格拉斯哥租金罢工到圣弗兰西斯科的同性恋运动，试图揭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利益关系和策略及对城市形式、政治实践和社会意义的影响之间的联系，性别和民族等问题被看作同阶级一样重要的矛盾和斗争领域。70和80年代卡斯泰尔斯在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中始终注重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重要的变化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更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再生产；《城市与民众》更重视将人的因素或行动作为社会冲突的动力。他在《城市与民众》中说明他的新方法的使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光荣完结”，（Castells，1983，300）明确拒绝将马克思主义继续作为主要理论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

曼威·卡斯特满头花白头发，有着一对东方式浓黑的眉毛，宽阔的额头，高耸的鼻梁，几乎所有象征智慧的外部特征他都具备--甚至也包括他矮小的身材。但他却有着一张看起来有点孩子气的嘴，这一点让他这张脸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也让人疑心这个小老头有着天真的一面！这不，当记者们拿起相机对准他拍照时，他居然冲着大家做起了鬼脸来了。

　　谁也难以相信，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的卡斯特曾经徘徊在死亡边缘，医生告诉当时罹患肾脏癌的卡斯特说他至多还能活三年，但倔强的曼威·卡斯特在切除了一个肾脏之后，活了好几个三年，而且还会继续快乐的活下去！

　根据卡斯特自己的介绍，他来自一个有着军旅传统的家族，他从未见过面的爷爷曾经在西班牙的工兵部队里担任高级军官，而他这个家族也一直保持着这个传统，即长子的长子要都要入伍当兵，直到他这一辈--卡斯特年轻的时候将他的堂兄拖下水，秘密反抗弗朗哥，结果他这个就读于军校的堂兄因此而入狱，他父亲所在的法兰奇党尽管同弗朗哥同一阵线，但也因此而受到牵连，被解除职务。但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身材矮小的卡斯特同这样一个家族传统和这些事情联系起来。

　　卡斯特十六岁就上大学，在巴塞罗那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但他真正关心的却是文学和戏剧，并且曾经获得学生和学院的文学与戏剧奖。但弗朗哥时期的高压气氛，风头出尽的卡斯特无疑成为政治警察关照的对象，他的刊物被查封，戏剧也禁止演出。"我受够了！"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卡斯特还是有些愤愤难平。于是他参与秘密抵抗运动。1962年，他们组织的罢工最终导致了众多伙伴被关进监狱，而他则幸运的穿过边界，来到法国。

　　他在别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政治难民的身份庇护，并且拿到了法国政府给予政治难民的一小笔经费--对于这个身边还有一个同他一样年轻未婚妻的异乡客，这笔钱实在是太重要了--他的未婚妻逃离自己位于巴塞罗那父母的家，前来巴黎同卡斯特会合，为卡斯特生了个女儿，但最终二人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卡斯特最终在巴黎大学索邦校区获得了"文凭"。

　　当他最终对巴黎流亡圈里的西班牙政治感到失望之后，二十二岁的卡斯特就决定自己的未来在于学术界，他选择了社会学，"因为它是最具政治意涵的学科"--卡斯特一直无法摆脱自己的政治情结。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阿兰·图海纳那里获得了帮助。卡斯特后来回忆起同图海纳的交往时说："他后来告诉我，他受到我的天真和决心的诱惑，但我才是真正被他诱惑的那个人。"图海纳最终成为卡斯特最重要的老师和朋友，在他一生的多个关键点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曾经非常坦诚的说自己能够在法国的精英机构里成为学者，完全仰仗图海纳的帮忙。

　　但对于年轻的卡斯特来说，比教授工作更加有趣的仍然是校园里的学生运动，而这个学生运动的震中正位于社会系--卡斯特卷入了巴黎1968年学生运动。对于激情澎湃的卡斯特来说，六八年学生运动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经验，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经验之一。当然，最后的政治现实箝制下来，政治革命以崩溃告终。不过卡斯特并不因此而悲观，他说失败"没有毁掉观念、理想，革命继续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经过许多中介，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不仅是法国，还有整个世界。"但这个故事的直接结果是，法国再也呆不下去了，卡斯特必须再一次政治流亡。

　　又是图海纳伸出援手。他帮助卡斯特在智利谋到一个差事。"我就这样在1968年发现了智利，而且留在那个国家。"卡斯特后来想设法留在智利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担任客座职位，利用了两个南北半球间的差异开展自己的研究，后来参与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１９７３年皮诺切特政变，卡斯特又被智利拒之门外，他不得不第三次放逐。

　　茫然无顾之际，卡斯特的朋友、后来成为巴西总统的卡多佐邀请他前往巴西这个"明日之国"，去当个"资浅"教授的时候。但后来由于军方介入了大学，将卡多佐和所有知识分子领袖驱逐。在谈到此次经历时，卡斯特风趣的说这是自己的第四次驱逐，不过是象征性的。

　　卡斯特被四次政治流放，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更是他曲折的个人经历中最神秘的光环。作为全球最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声明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无论是政界人物还是商界巨擎都对他的著作感兴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邀请他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佐，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也都纷纷邀他当政府高参。２０００年十月，英国《观察家》评选英国最有影响力人物评选时，他甚至超越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各界领袖人物，对于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卡斯特来说，可真是不简单。

　　卡斯特３０岁的时候写就的《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一书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这本著作迫使整个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而就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上个世纪末，卡斯特又以自己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第二部《认同的力量》，第三部《千年的终结》）让沉浸在新经济带来的快感之中的世界打了一个激凌。如果说《城市问题》给他带来的还仅仅是学术界的认同的话，"信息时代三部曲"给他带来的则是广泛的、世界性的声誉，而这一荣誉还随着互联网在世界上的普及而不断扩展。

　　英国老成持重的《经济学家》评价卡斯特是"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则掌握在曼威·卡斯特手中。"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表示，即便将卡斯特的著作同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也不为过。而彼得·赫尔则干脆将他的作品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放到一起来讨论。

　　但卡斯特的著作远不止这些，他被誉为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经验研究大家。就在人们盛赞其前瞻性的时候，卡斯特却一再强调：我不是未来学家，我不会预言！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上，有一点点调皮，让人怀疑他究竟是谦逊还是得意--据说卡斯特擅长六门语言，但他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可真不怎么样！

　　互联网，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本身

　　曼威·卡斯特教授被称之为"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尽管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短暂访华，但卡斯特教授更愿意将此次访华当成自己的第一次，因为今非昔比，中国已然不是当年那个中国了。22日下午，卡斯特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作题为《比较视野中的全球化与社会变迁》的讲演之后，本报记者就他最擅长的网络社会学就对卡斯特教授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互联网最初是被当成一种高科技，而不是一种社会推动力。能不能谈谈你是何时开始涉足互联网研究的？为什么会去研究这样一个当时尚未成熟的技术？

　　卡斯特：当互联网成为一种主要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态势逐渐清晰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互联网了，当时差不多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互联网还只是学术性的工具，它将一些大学、科研机构连接起来的。但通过研究90年代初的互联网私有化过程，我开始意识到，互联网同信息时代几乎可以划上等号。--我只会去观察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去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是个未来学家。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著作中提到，互联网是个民主的技术，但对于掌握巨大资本的人和普通老百姓，它的意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差别的？

　　卡斯特：没有哪一个科技本身是民主的，你同样可以利用互联网去控制。但是互联网有这样的潜质，即人们可以籍此来进行自由的交流，而不受到政府、商业乃至传统媒体的控制。我们可以从印刷媒体、电视等等这些媒体上获得信息，但这些媒体都非常容易控制，但要控制一个全球联网的网络，那就有些困难了。所以，互联网给予人们更多的自治权，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沟通、自由表达自我而不受到权力的控制。

　　我们经常讲自由，但自由的意味是什么呢？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技术，但对于自由的运用，完全取决于不同的人和社会。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在香港工作，甚至也在八十年代来到过上海从事研究。

　　卡斯特：对，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上一次是１９８７年，那个时候和现在完全不同。我当时曾经建议你们的政府要彻底改变当时的一些对外政策。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我的一些建议的，不过我看到，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同我当年所建议的完全一样。--我必须再次声明，我不是预言家。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但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广大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那么在你看来，中国这些广大的农民如何克服这种"信息鸿沟"（Information Gap）和"科技沟"(Technology Gap)?

　　卡斯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发展令人震惊。但从目前来看，互联网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不是一种缩小城乡差别的工具，而成为一个帮凶，它使得农民接近权力、文化，甚至从事商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加强了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

　　但问题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中国有很多农村的精英分子，也就是那些农民企业家，他们懂得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将自己的企业同外界联系起来，甚至利用互联网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所以我们可以说互联网有着双重作用，那些地处农村的人只有少数能够对其加以利用并获得发展，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互联网更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同城市之间的差距。但在信息时代，没有互联网，可以说，就等于没有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信息泛滥的问题，我们周围的信息太多了！

　　卡斯特：不，我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这完全取决于教育。当我进入伯克利大学图书馆，那里有１２００万册藏书，我根本没有必要将这些书都读一遍。当然，如果我不知道我究竟为了什么而迈进图书馆，那么这么多书将会把我给淹没。但是，如果我非常清楚我究竟为了什么而来，甚至知道自己需要哪一本书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目的性越明确，那么伯克利图书馆就越体现出它相比于一个仅有几千本藏书的图书馆的优越性。

　　所以，问题完全不在于信息的量--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息量，我们研究者想要获得资料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所以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教育和能力，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找到它，如何使用它。

　　互联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提高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利用互联网，而不要迷失在网络中。所以你不会在互联网里迷失，我也不会，但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会在互联网中不知所踪。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是怎么评价"信息爆炸"这个说法的？

　　卡斯特："信息爆炸"是个糟糕的说法。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这个词，即我们社会信息生成的手段和能力更加多样化了，而这种能力同我们的教育能力和对信息的掌握能力的增长不成比例，所有才有这种说法。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演讲中也提到了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在中国已然成为民族主义思潮涌起的一个重要阵地，你怎么看待互联网的这一作用？你觉得政府需不需要对互联网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

　　卡斯特：首先，所有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思潮，美国有，法国有，各个国家都有。互联网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反照，它不是同这个现实社会相隔绝的，并不真是所谓的虚拟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现实社会中有黄色图片，所以互联网上也有这些东西。互联网，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本身。

　　在现实社会中有法律，所以互联网也应该有法律来加以约束，这一点上没有例外。我曾经参与过很多很多关于互联网的工作委员会，几乎所有这些与政府相关的委员会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控制互联网，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信息控制变得越来越难了。而从历史上来看，权力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对信息的控制，所以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完全是必然选择。

　　但问题是如何既控制互联网的同时又确保互联网的正常运作。聪明的政府不是去对互联网本身下手，而是去控制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所以政府只是去监视互联网上的内容，而不是让互联网瘫痪--所有的政府都对互联网进行监视，美国政府也不例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负责这个方面工作的人，欧洲也不例外。监视同控制是不同的概念，监视并不阻止信息的流动，监视是要了解信息的来源和去向。一个法制的政府，它不会去阻止信息的流动，而去控制发送不良信息的人，如果你不是不良信息的发布者，你就不必担心。

　　所以，问题还是在于人，而不在于互联网。问题的底线就在于：你不能控制互联网，但你可以对那些不良信息的发布者进行恰当的控制。

文军：卡斯特印象－－一点随感
昨晚有幸在结束报告以后陪同卡斯特教授在瑞金宾馆小南国一同用餐。期间，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对中国有相当程度了解的国际型学者。他说自己曾经四次来过中国，但这次让他对上海的印象感觉太深刻了，中国比想象之中的还要发展快，尤其是上海更是如此。

晚餐结束前，卡斯特教授的夫人提了一个问题，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会让这么多学历史的人感兴趣，我猜想在她看来，他丈夫是一位社会学的教授，首先应该让社会学者感兴趣才符合逻辑吧。可是从整个接待和邀请来看，许纪霖教授作为重要的邀请人是历史系的，担任翻译的刘擎博士尽管是留美的政治学博士，却现在是我们历史系的教师。还有昨天报告结束以后第一个提问的也是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其实最后一位提问的就是我们社会学的研究生），以至于给卡斯特夫人的印象成了历史学者对他最感兴趣了。当然，后来我们也解释了，在陪同他一起用餐的人之中，还有城市研究专家宁越敏教授、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杨国荣教授以及我们研究上海里弄的学校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等人。而我就是学社会学的。

但回来仔细想想，的确对我们社会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我们学校人文学科一直比社会科学要活跃，关键一点就是有几位勇于奉献学术事业的人，他们不仅活跃在华东师大的人文校园里，也活跃在全国甚至国际的学术舞台上，并支撑着每况愈下的人文氛围。大学之大不在人数之多。优秀的大学应该具有精英意识，而且这种精英意识是能够承传下去的。遗憾的是，我们的校园之中，对学术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了，不仅教师如此，学生也是如此，以至于我们每一次举办学术报告时，不得不担心没有听众来听。不知道这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不知道我们社会学何时能够在这所大学之中崛起，我想，什么时候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来访问我们这所大学时不再是其他学科来作为主邀方时，就是我们社会学真正崛起的时候了

作者：maomy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同创办的一份中文学术期刊，半个月前刚刚在香港开过创刊酒会。

崭新的第一期，正文第一篇便是该学刊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学术对谈，题为《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读后感触颇多。

卡斯特乃西班牙人士，年方20即因参加工运而被迫流亡法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后又因1968年左派学运而遭放逐。赤色的20世纪60、70年代里他辗转西欧、拉美、北美，直至1979年在加州柏克利担任教授。其后他在社会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做出丰硕成绩，同时开始钻研传播科技及全球化对人类之影响。在其多本学术著作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大约是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三部曲”之《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后者更为其奠定国际学术大师之声望，其英文版在5年内加印15次，并被译为19种语言出版。吉登斯甚至将之比作“信息时代的马克思·韦伯”。

这位出身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在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之际，却于2003年就教于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进入了一些正统名校迄今不予认可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为什么？

卡斯特答曰：

“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如何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路——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

果真有学术自信和志趣之人，当如卡斯特也。不需借用所在领域的“热门”或“正统”与否来为自己争取发言权或其他资源，潜心做出成就，任由他人贴何种标签，自会为人类知识与经验之积累做出贡献。不禁念及拉扎斯菲尔德，其研究进路与卡斯特南辕北辙，但同样因其执着于志趣而不拘泥于门户（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成一代宗师。拉氏曰：“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它被称为社会学。”但我们知道，他终其一生关注的，是某一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从选举到消费。

卡斯特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受益者和好榜样。他认为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要克服这些障碍，“你只有从事自己的研究，做出杰出学术成绩，不必在无谓的边界纠纷和官僚机构争斗中浪费时间。”

关于比较研究，卡斯特的观点是：

“比较研究的根本在于避免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能够区别独特场景的影响和由社会结构与动态所决定的社会过程，……比如对于移动传播和互联网的研究就需要理解形成传播的横向电子网路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体制场景之间的动态，个中分析的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强势的大家庭与弱化的核心家庭，政治极权与政治开放等。”而中国，同时作为网路社会、国家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

关于理论：

“我对待理论持有一个工具主义的观点，即选择你认为有用的，抛弃你认为无用的。这种选择随着研究和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很有意义的概念和观点，比如生产方式、阶级分析，以及国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等。但总体来说，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更开阔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辩证法是个哲学理论，我不是哲学家，我是个实证研究者，在我的研究中，这种哲学的争辩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卡斯特丰富的社会运动参与经验，对谈者问及于此，以及他是否“公共知识分子”，他回答：

“我总是将个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我的科学研究，包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区别开来。如果你将这二者混杂于同一个过程，你的研究不会好，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

“不，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希望是。我是个研究者，我的角色和使命是生产知识。但是，我是个有良知的社会成员，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试图完善这个世界，这是个状况非常糟糕的世界。我的公共生活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我所能企及的好学者和研究者。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是能够对我的学生有帮助，能够一起创造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决定而改造这个世界。至于说其他人希望整合各项活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个人的决定。我唯一能说的是，避免混淆不同的角色至关重要。当你在做研究时，你不应当担心政策后果；与此相对应，当你在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应在于政策会否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于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础。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从事政治和社会变革。为改变社会而战不是科学领域的决定，而是个道义领域的决定。如果你不是个好的研究者，尽管你满怀高尚价值，你仍然是个糟糕的研究者。意识形态必须与科学相区别，尽管它们混杂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让我想起芝加哥学派为社会学定下的基调：研究要远离社会应用。帕克对他的博士生们说，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同时，帕克也区别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

或许，正因为见过太多“越位”、“混岗”之人之事，上面这些陈述或者态度才益发显得可贵。研究者变成御用文人，记者变成枪手，专家变成企业传声筒……为学或为人，如何把持得住很重要。

听卡斯特一席话，受益匪浅。